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服装业基本上以手工缝制为主，不具备构成产业所必须的基本要素，如成熟的行业细分、较为完备的缝纫设备和技术、较为大型的服装企业等，所以还无法将其与归为严格意义上的服装产业建立联系。但是这段时期，中国服装业作为中国传统手工业中的一大分支，已初具发展规模。其中被服厂的出现及快速发展，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服装业开始由分散式手工作坊向集中化，规模化生产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推动中国服装产业形成与进步的动能之一。
在中国服装产业百余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被服厂”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以其特殊的属性，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中国现代服装产业的形成更是得益于军队被服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被服厂的出现及发展，是中国服装业形成与壮大的直接动因。
一、概念界定
“被服厂”指专门生产军用被褥、服装、鞋帽等后勤物资的工厂，属于军事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被服厂”一词最早出现在1875年清末洋务运动时期，与“军需厂”“兵工厂”等概念同时出现，标志着传统个体手工缝制向集中化、标准化、半机械化生产的转变。
二、清末被服厂的萌芽(19世纪中后期—1911年)
在古代，军队通常会有专门的工匠或工匠团队负责军服制作。这些工匠可能隶属于军队或者直接由军队雇佣，以确保军服的制作质量和数量能够满足军队的需求。
明朝的军服是由工部下属的军器局提供的。明朝工部下属的军器局专门负责制造军营所用的常规军器和军装。军器局下辖有盔甲厂和王恭厂(火药厂)，二厂工匠定额九千二百余人，分两班全年生产。此外，明朝还注重对相关人才的招募和培养，通过收充幼匠和雇募军匠等方式，确保军器制造的质量和数量。严格制造流程和赏罚措施也是保证军服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措施共同确保了明朝军服的标准化生产和供应
到了清朝，军队的服装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制作与管理涉及到多个部门。同时在不同时期，负责制作和管理军服的部门也有所不同。早期阶段，军服的制作由各地的官府或军队自行筹集材料并制作，这种方式下，军服的样式、材质和制作工艺可能因地区而异，缺乏统一的标准；中后期阶段，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军事制度的完善，军服的制作与管理逐渐趋于规范化和统一化。在这一阶段，负责制作军服的部门主要有善后局。在清朝末期，“善后局”在军服制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宣统三年，军装、机器、火药等军事物资的管理权被交给了督练公所。这意味着督练公所在一定程度上负责了军服的制作与分发工作。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逐渐发展起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清朝末年，为了进一步规范军服制作，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被服厂来承制军服。1875年5月30日，光绪特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为了体现大国水师形象，专门设立了“北洋水师被服作坊”，参考西方海军服装款式统一制作军服。一个专门为军队提供军需产品的“被服厂”开始出现。
三、北洋政府时期被服业初具规模(1912—1927年)
1912年2月12日，随着太监宣读《清帝退位诏书》的声音在太和殿中回荡，这个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手握全国最强军权的袁世凯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做出了自己的承诺，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中国便进入了北洋政府的时期。袁世凯主政后，为了将各路军阀军队编入中央军的管辖，决定实行南北军队军制、服饰统一。
随着国家政治格局的动荡和军事力量的重组，军队对于被服等后勤物资的需求急剧增加，官办被服厂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这些被服厂由政府或当地军阀直接管理，通常规模较大，设备较为先进，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较高。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军事重镇，如上海、南京、武汉等地。
此时，北洋系统内，因“新军”所需及权力垄断，专门提供军需物资的“被服厂”应运而生。20世纪初期以来，许多西方的缝纫工具开始逐步传入中国，1919年，第一台国产缝纫机问世，生产工具的进步为提高服装制作质量及产量扫除了物质上的障碍。1912年，民国陆军总长段祺瑞在位于北京禄米仓胡同71号创办“民国陆军被服厂”，1913年春，聘用德国技师开始大规模生产军用被服，其产能可满足十个师的军需。这是中国服装业历史上第一家具有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的近代被服企业。
北洋各派系军队也开始自行设立被服厂，如奉系张作霖在沈阳建立的“奉天陆军被服厂”，晋系阎锡山在太原的兵工被服厂，陆军部的“北洋陆军呢革厂”、曹锟弟弟曹锐的“直隶被服厂”、直隶督办褚玉璞的“豫诚信军衣庄”、天津章瑞亭的“恒记德军衣庄”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设立的。
除了官办被服厂外，还有一些由民间资本也开始投资兴办“军装局”或“军衣庄”(被服厂性质)，1912年以后，在北京相继有人开设了永昌隆军衣庄、华昌军装局、位诚军衣庄等二十多家。另外天津也有人开办起专应军队装备的企业“军装局”十几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的“永增军装局”。“永增军装局”是河北深县人封永修于1908年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路北所创。由于永增军装局开办的最早，当时在北京是独此一家，又由于封永修善于社会交际，他在北洋军各派系中都有熟人。因此，永增军装局做了不少大宗军装订货，买卖发展很快，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这二十多年是永增军装局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北京设有百十多工人干活的军衣厂及生产凡军队所需的后勤物资。封永修本人与军政界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要人都有私人来往。在民国时期，封永修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地位极显赫。“永增军装局”在北京有很高的知名度。特别在军警界，无人不知北京有个“永增军装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永增改营制造劳动防护用品。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1958年并点，“永增”牌匾摘掉，“永增军装局”的历史告一段落。
虽然这些被服企业生产方式还是以手工缝纫为主，辅以少量进口缝纫机，规模较小，尚未形成标准化，但这一时期被服行业在各地已初具规模。这些被服厂或是军阀官僚所开，或是民营资本依靠与军阀私人关系所设立，各路军阀都想总制作军服上捞取油水，这种依靠一个政治人物或某种势力开设的被服厂最终都没有持久。
四、国民政府时期被服业体系化与规模化发展(1927—1949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家政治统一的开始。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改革，逐渐稳定了国家经济，并开展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军队整编，设立军政部统一管理军需生产，提出“被服厂标准化”政策，开始接管北洋时期被服企业并在各地规划建立新的被服厂。
★1928年，清末建立的“北洋水师被服作坊”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署接管，1933年迁武昌，与原湖北被服厂合并，改称军政部武昌被服厂，隶属军需署。1938年迁重庆，更名军政部第一被服厂，1946年7月，以该厂为基干，扩组成立重庆被服总厂，隶属国防部联勤总部，后又改名为“国防部第三被服厂”。
★1928年，利用江浙纺织业基础，建立国军主要被服供应中心—“上海被服厂”。
★1938年日本人将原“上海宝成纱厂”旗下的日华五厂改为“广濑军服缝制工厂”(上海叶家宅路100号)。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党军联勤总部“上海被服总厂沪西被服厂”，这是一家有1.5万余名职工和大量机械设备的军需工厂。
★1946年4月，国民党军政部组织成立“军政部青岛被服厂”。
★1946年国民党军政部在武汉设立“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通称硚口被服厂)。
这一时期，各地民间涌现大量为军队、警察提供被服的“军衣庄”，是被服业规模扩大的标志，我们以石家庄和天津为例。
1、“南北通衢，燕晋咽喉”石家庄被服业的兴起
近代石家庄市缝纫业是从1907年京汉铁路通车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1949年前，石家庄缝纫业分三大类：成衣业、西服业、军服业。
1931年之前，石家庄仅有几家“军衣庄”，服务对象是少量的地方保安组织，在闲暇时间，“军衣庄”也兼做制服出售。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人在石家庄雇用中国人开办了“新亚被服厂”和“满蒙被服厂”，规模有230多人。解放战争开始后，石家庄的军需物资需求量很大，开始出现一大批军衣庄。比较出名的有梁维贞的“永盛军衣庄”，梁瑞生的“永安军衣庄”规模较大，以及“住昌”、“大顺”、“同心成”、“永茂”等军衣庄也颇具规馍。1947年2月，李慎芝、梁瑞生等人组织60多户100多人成立了“第三军被服厂”，是石家庄第一家被服厂，那时的石家庄被服业已经初具规模，也是当时石家庄服装业的主力。
2、“军衣庄”天津服装业的起源
天津被服业历史可以追溯至清末。光绪年间，清军的京畿禁卫军和驻防各地的庆军、毅军、定武军、武卫军等，大多到天津估衣街、锅店街的大棉布庄采购布料并委托棉布庄代找成衣加工店。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成立“新建陆军”，军队开始向天津估衣街一带的棉布庄大量订制军服。
早年承做新建陆军军装的是春华泰棉布店，春华泰经营军装生意兴隆，需求不断增加，于是春华泰本柜同仁不少都陆续离开，或自投资金，或与人合伙开办起军衣庄。1900年先后出现了：陈秀甫的“铭利军衣庄”、史世甫的“华懋昌军衣庄”、左荫棠的“义源涌军衣庄”、张汉卿的“宝聚源军衣庄”等。
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阀竞相扩军，军服需求不断增加，天津被服业也随之进入全盛时期。虽然这段时期，大军阀如段祺瑞、曹锟等都曾相继设立被服厂以谋私利，但全国各地未设被服厂的中小军阀仍然以天津作为订制军服的主要来源，各地军阀支撑了天津被服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初，与各地军阀建立业务关系的天津军衣庄多达几十家，比较知名的有：“信昌军衣庄”雇主张勋、曲同丰、张宗昌；“华记德军衣庄”雇主齐燮元；“恒记德军衣庄”雇主张作霖；“信诚公司”雇主孙传芳；“庆源军衣庄”雇主孙殿英；“春和泰军衣庄”雇主张学良。其中最有名的是为张作霖做军衣的章瑞庭的“恒记德军衣庄”。张作霖的奉军虽设有被服厂制作军服，但仍凭借与张作霖的私人关系，章瑞庭逐渐拿下了奉军的大部分军装生意，成为后期奉军军装的主要承包商。
这一时期，天津被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和地位都已不容质疑，这也成为后期天津服装产业兴盛的基础和条件。
五、共产党领导下的被服厂建设(1928—194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被服厂建设，起始于工农革命军时期，特别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性和军队对被装物资的迫切需求，被服厂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保障红军指战员装备的重要基地。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面临严峻的物资短缺问题，特别是被装物资。当时正值寒冬，许多战士只有单衣御寒，特别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对被装物资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被装问题成为后勤工作的当务之急。
1928年5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由余贲民负责筹建的被服厂在茅坪乡桃寮村张家祠正式成立，取名“桃寮被服厂”，属红四军领导。这是工农革命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成立的第一个被服厂。该厂共有130多人，分13个作业组，每组七八人至十几人不等，主要产品包括军衣、八角帽、绑腿、挎包、米袋、子弹袋等。虽然简陋，但红军从此开始有能力制作统一的制式服装，它不仅解决了红军的被装问题，还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中国革命的后勤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在长汀县长岭寨击溃国民党守军，解放了长汀城。红四军入城后发现了国民党守军旅长郭凤鸣开设在东大街周氏宗祠里的被服厂，厂里有缝纫机30余台，包括有10多台日本生产的新式缝纫机，有60余人，厂内设有染布股、裁剪股、缝纫股和女工股。获悉此事的毛泽东、朱德、陈毅来到周氏宗祠，当即接收这个军阀被服厂，将其更名为“红色被服厂”。这是共产党领导接收的第一间被服厂。
1931年9月，经过三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的后方逐渐稳定，红一方面军的被装供应，由以前方缴获为主转为以后方生产为主。军委总经理部决定，从长汀红色被服厂抽调一部分干部和工人到瑞金县叶坪乡彭坛村，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被服厂”(即被服总厂)。“红色被服厂”也易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被服厂”，该厂工人增加到300多名，缝纫机增至100多台。工厂下设裁剪、手工、缝纫等车间和检查组，制定了上下班制度、领发材料制度、产品质量检查制度、政治学习与技术学习制度。执行了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成年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少年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被服厂”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被服企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曾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放过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1937年8月，八路军刚改编时曾拨给4.5万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挂包、军毯等军需品。八路军出师华北路过太原时，阎锡山补充了一些弹药和棉衣、棉鞋。1938年改发服装费和部分材料。1939年—1940年，国民党政府减少了供应，只发棉衣和供缝补服装的布料，而且也没有按许诺的兑现。1940年11月完全停供。
为了解决被服生产供应，各根据地本都建有自己的被服厂、纺织厂和鞋厂，承担被服装具的生产任务。在国民党政府减少乃至断绝装备供应后，八路军被服厂得到较快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军需工厂已经从1939年的不到80个，增长到400多个，职工有4万多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中共在东北开始接收日伪被服厂是解放战争期间保障军需供应的重要举措。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不断攻占各大城市，也开始了对原国民党属下各类军工厂的接管，其中，在这一时期接管的被服厂，成为后续解放军军需生产的中坚，为我军被服供给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为新中国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5年大连解放后，中共通过接收日资企业设备(如三越洋行的缝纫机、布匹)和整合神明、弥生女校的物资，迅速成立“大连警察总局被服厂”。初期通过夜间秘密搬运避开苏军干涉，后为辽东军区、东北局生产军服。该厂不仅解决了本地干部和战士的服装需求，还支援了其他解放区，体现了我党在资源匮乏条件下的高效整合能力。
★张作霖1917年在沈阳创建的“奉天陆军被服厂”，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强占，更名为“关东军陆军被服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并改称“沈阳被服厂”。1948年沈阳解放后，中共正式接管该厂，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05工厂”，成为长期稳定的军需生产基地。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原国民党“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由中南军区后勤部接管，后成立被服总厂，编为军需二〇一工厂。约经4年迁建，留下300余人作为附属加工科，后编为军需二〇二工厂，1954年转为地方国营，初与武汉棉织厂合并改名武汉织造厂，不久武汉棉织厂分出。1958年，烈军属缝纫厂、大桥内衣呢绒服装厂等并入，更名为“武汉服装厂”。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原国民党“上海被服总厂沪西被服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军需部接管，1954年撤并给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一〇二厂，曾是解放军重要的被服供应基地。
★“天津被服厂”始建于1928年11月，由国民党军政部组建，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政府天津被服厂。解放区200余名被服管理人员及老军工进驻后，工厂改称“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天津被服厂”，1965年7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二工厂”。
1949年前的中国被服厂史，是一部从分散手工业向近代军事工业转型的缩影，其兴衰与战争需求、政权能力和工业化水平紧密相连。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中国军事后勤体系，也折射出社会资源动员与国家整合的深层逻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被服厂经历了从整合重组到现代化发展的历程，逐步成为保障军队后勤需求、推动军服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1965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对被服厂统一按35系列命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管辖下的35系列78家工厂的归属，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2000年10月因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脱离部队并入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改制为国有独资的股份制企业，2009年6月25日，际华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在京召开。
如今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30户二级全资子公司、4户三级子公司和3户参股三级子公司，分布在全国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资产规模超百亿。是中国军队、武警部队军需品生产保障基地，是政府统一着装单位和职业着装单位的主要供应商，是国际军需品市场的主要采购、加工基地。
六、被服业的发展对中国服装业的推动作用
被服厂从战时军需保障到和平时期工业化转型，不仅奠定了中国服装业的生产体系和技术标准，还通过出口贸易、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推动行业全球化。被服厂的发展对中国服装产业的兴起具有深远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劳动力的重新分配。
1、技术革新与生产模式转型
﹥机械化生产的引入清末民初，一些被服厂开始引进西方的缝纫工具，包括美国“胜家”缝纫机，逐步取代手工缝纫，提高了生产效率及质量，也由此带来了生产模式的改变。抗战时期，流水线作业和标准化生产成为主流，为后来民用服装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纺织与印染技术的进步被服厂对布料的需求推动了纺织业的技术升级，如机制棉布的普及。解放区的土布生产，如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促进了地方纺织业的发展。
2、产业结构的转型
﹥从分散到集中传统服装生产以家庭作坊为主，被服厂的集中化生产模式为现代服装工厂提供了范本。国民政府时期的被服厂，如上海被服厂成为上个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代表，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纺织、印染、辅料的发展。
﹥从军用向民用延伸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被服厂转型为民用服装厂。1950年以后，大量国营服装厂的建立，就是基于被服厂与集体手工业合作社的合并，直接推动了现代服装产业的兴起，成为地方轻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3、劳动力与社会分工的重塑
﹥女性劳动力的解放抗战时期被服厂大量雇佣女工，女工占比超60%，打破了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为女性进入工业化生产领域开辟了道路。这一趋势在1949年后得到延续，女性成为服装产业的主力军。
﹥技术工人的培养被服厂通过培训缝纫工、裁剪工等技术工人，为服装产业储备了大量人才。解放区的“纺线比赛”等群众运动，普及了纺织技术，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4、市场与消费文化的萌芽
﹥标准化与规模化生产的推广军装是最早分号并按标准生产的品类。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整个中国陆军相关服饰，形成一整套体系，正式颁布《陆军服制条例》，这是中国服装最早的标准。被服厂的标准化生产为后来的成衣产业提供了经验，推动了服装从定制向批量生产的转变。1950年后，国营服装厂借鉴被服厂模式，生产出大量平价成衣，满足了普通民众的穿衣需求。纺织工业部颁布的第一部服装标准是1979年发布的《男西服、大衣规格系列》。
﹥消费观念的转变被服厂生产的军装、工装等款式在战后成为流行符号，如“中山装”“列宁装”，影响了民众的审美和消费观念。改革开放后，军装风格的服装一度成为时尚潮流，也是那个时代的符号。
5、区域经济与产业集聚的形成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雏形分布在上海、武汉、沈阳等地的被服厂与当地纺织业形成协同效应，为后来长三角、珠三角等服装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外，当年陕北解放区的土布生产促进了地方特色纺织业的发展。
﹥对外贸易的起步1950年代，部分被服厂转型后开始承接苏联、东欧国家的外贸订单，为中国服装出口积累了经验。
6、政策与制度的延续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服装厂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原被服厂整合为国营或集体企业。例如，1949年胶东军区被服总厂迁至南京，合并强华、金陵等被服厂，形成“南京被服厂”，拥有700余员工和400多台机器，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生产基地。同时，被服厂的管理模式如：集中生产、统一调配，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国营服装厂继承，成为轻工业体系生产管理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在改革开放后逐步被市场化改革取代，但其影响深远。
﹥军民融合的早期实践被服厂的发展体现了“军民融合”的理念，这一理念在改革开放后众多军转民企业的出现得到进一步体现。
被服厂是中国服装百年发展史的缩影，作为中国服装工业的重要起点，其发展对中国服装业的产业基础、技术积累、规模化生产及国际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发展不仅满足了战争时期的军需，还为中国服装产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人才、管理和市场基础。它是中国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重要一环，其影响延续至今，塑造了中国服装产业的独特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