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集镇，古称廉官店，明朝时易名新集。清朝乾隆年间，改“新”为“辛”，始称辛集。辛集皮毛业历史悠久，早在廉官店时就久负盛名。新疆有一条谚语说：“不知束鹿县，知道廉官店”。这证明，新疆的皮毛商人远在明朝以前即来康官店进行皮毛交易。

　　清朝中叶，辛集镇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皮毛集散中心。李掌柜晃动了中国银行

　　据《乾隆束鹿县志》记载，辛集镇在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已经相当繁荣，“绵亘五六里，货广人稠，坐贾行商，往来如织，虽居偏壤，不减通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山西会馆所立碑文，描绘当时的辛集市面为“畿辅重镇，商票云集……营业之盛，除津汉外推巨擘焉。”从清期光绪六年(1880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前这一阶段，辛集皮毛制革业一直保持着前进的态势，是辛集皮毛业发展的最盛时期。当时，最繁盛的皮店街上，拥有银号二十七家之多。其中包括北京“中国银行”设的分号。

　　1935年，辛集“聚泰皮庄”因在各地存放的皮毛、皮革产品太多，滞销严重，掌柜李长谦于四月一日结账后，把一笔巨款存进北京“中国银行”。六月，天气炎热，李长谦到北京“聚泰皮庄”分号去，穿起皮毛工人的围裙，与当地的工人一起翻晒和整理皮子，臭气熏天，行人过此，都要用手绢掩鼻。这天，正好有“中国银行”的几个职员路过此地，见整理皮毛的李掌柜那么脏，竟然脱口说出“这些皮猴子真脏”。李长谦听了十分气愤，当时即说：“他们胆敢看不起辛集的皮匠，要给他们点脸色看看，让他们知道知道辛集皮行的历害！”

　　本来，李长谦往“中国银行”存那笔巨款时，说是七月十五日以后再用。现在，李长谦为“教训”中国银行的职员，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银行，说六月份要把线取出来用。

　　这下，中国银行行长急得抓耳挠腮，立刻要凑足部笔款，是不容易办到的！行长通过了解情况，知道是本行职员得罪了李掌柜，于是坐上汽车亲自到“聚泰皮庄”北京分号去见李掌柜，并当面赔礼道歉。然后，又用汽车把李掌柜接到“万国饭店”进行宴请，席间，中国银行行长多次恳请李掌柜高抬贵手。在中国银行行长的苦苦哀求之下，李长谦这才答应下来。中国银行行长表示，今后决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此事在北京曾风传一时，说辛集“聚泰皮庄”李掌柜晃动了中国银行。

　　“皮毛王”与“掏羔皮”

　　辛集镇至今还有一条东西大街，名曰“皮店街”。这条皮店街，曾是辛集镇皮毛业在鼎盛时期繁荣昌盛的一个历史见证。

　　一百多年前，皮店街上，计有一百多家皮店皮庄。其中，包括二十四座洋庄，来自英、法、德、意、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皮货商纷纷来此做生意。于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冀中古镇，不时可以看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商人。

　　1926年秋的一天，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查理来到辛集皮毛中心——皮店街，要买辛集特产“掏羔皮袄”，说是英国大使要作为礼物送给英国女王。

　　“掏羔皮”是辛集皮庄独有的一种工艺，就是在母羊怀胎时，凭手感摸出母羊腹中小羊的大小，凭经验估算羊毛的长短，然后宰杀母羊，取羔羊之皮，经过一道道精湛的工艺，加工制作出做工考究的衣服。这种皮既柔软光滑，又轻便结实，是辛集皮毛精品中的精品，价格极其昂贵。这一次，查理提出羔羊毛要长一寸的要求的确很难把握，一连几个善于摸羔的技师都栽了。

　　见此状况，查理十分轻蔑地说：“久负盛名的皮都辛集也不过如此。”话一出口，立即引起了看热闹人群一阵骚动，可没有“金刚钻儿”，谁敢站出来揽这“瓷器活儿”呢！此时，有一个人按捺不住了，对查理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很愤怒，接下话茬：“查理先生，您这活儿我接了。”话音未落，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走上前，在一群怀着羔的母羊中左瞅右瞅，随后牵出一只，马上宰杀，取出羔羊一量，毛不长不短正好一寸。

　　看着这位一身羊膻气的年轻人，查理竖起大拇指，连称“了不起、了不起”。几日后，查理高价买走这件羔皮精制的皮袄，还在辛集最大的饭店宴请了这位年轻人。

　　此人就是王再田，因为他姓王，由此成了尽人皆知的“皮毛王”。

　　后化名张子平，曾领导辛集皮毛工人罢工；193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任景县县长。1951年，张子平被评为“全国百名模范县长”，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皮毛工人游击队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辛集，将皮革皮毛产品列为军用品、违禁品，只能由日军统购，禁止私人经营，如私自买卖货物，按军法处置，一律枪毙。辛集的皮毛资本家都逃往大城市，皮庄、皮店、皮作坊全部倒闭了。

　　为了支援抗日战争，满足八路军、游击队装备的需要，一些皮毛工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地道内、在夹壁墙内、在地窨子中，搞起了地下皮毛加工。他们通过自已最相信的朋友，把生牛皮刮了毛，混在驴皮、马皮、骡子皮中，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运送过来，在地下皮作坊中制成牛皮革，制成马鞍子、枪套、马靴、马鞭子等军事装备用品，及时送到八路军、游击队手中，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辛集涌现出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皮毛工人宋孟明，1935年起挑起中共束鹿县委书记的重担，募捐支前，宣传抗日，发动人民与奸商作斗争，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皮毛店店员李广臣旅法期间，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爱国进步活动。日本侵略中国后，他在巴黎开展宣传和募捐工作，坚决支持十九路军为抗日救国而战，并同蒋介石派到法国的特务组织蓝衣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原“洪记皮庄”技师傅庆全，在自己睡觉的木床底下，挖了一个大坑作地下皮作坊。白天是床铺，床底下堆满乱七八槽的东西，伪装得很巧妙；每当夜深人静之后，傅庆全便揭开床下大坑的盖子，点上豆油灯，蹲在潮湿的土坑里制牛皮革，做军用品。每隔几天，他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把这些牛皮革制品运到抗日根据地去。

　　皮毛工人范增军在夹壁墙中制作马鞍子时，碰上鬼子来扫荡。为保住军用物资，他急中生智躲进柴草堆里，并趁村民被日军逼迫抱柴草的机会，抱起一捆就往外跑，跑到村口后掏出土造手枪朝天鸣枪，引开了日本鬼子。

　　此外，辛集皮毛界还涌现出了地下制革厂王庆双、地下皮毛厂耿长生等革命英雄人物。

　　1939年1月，辛集镇皮毛工人组成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工人游击队，李铁军任队长。半年后，正式编入了束鹿县抗日游击大队，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功勋。

　　朱总司令视察辛集皮毛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辛集皮毛业开始恢复，商业逐渐活跃起来。1946年4月10日的《冀中导报》曾刊载《辛集皮毛业飞快发展，山东河南等地大批皮毛运辛》。文中写道：“在我政府发展工商业以皮毛业为中心的号召下，辛集皮毛业飞速发展。自解放后到1945年旧历年底，皮毛业户由6家增加到41家，今年2个多月又增加到65家，工人增加到290余名，商号增加到297家，采购皮毛的小行商人，已有百余个往来运输。红黑皮已大量运往石门(石家庄)、北平(北京)、天津，白皮作坊大量集中羊皮准备开工复业，市面上的大车小辆络绎不绝，每天到石门的大车总有30多辆”。

　　1946年起，辛集又办起了大众、裕大、利华三家银号，为毛皮业提供金融服务。1946年，冀中军区十一军分区生产管理处在胡合营村建立了国营万聚白皮厂，生产马鞍子、手枪套、马靴、马鞭等军需产品。

　　1947年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到辛集视察工业发展情况时，特别强调：“辛集是华北著名的皮毛集散中心。对辛集皮毛业，冀中区党委要提起重视，加强领导和管理。”随之，皮毛皮革业得到迅猛发展。据冀中十一专区统计，到1948年末，辛集皮毛作坊恢复到167户，从业人数共398人。另外还有800多个贩运生皮毛和皮件的小商贩，每天输入牛皮70余张，羊皮800余张，杂皮2000余张。皮毛业的发展活跃了解放区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改革开放以来，辛集皮革业取得迅猛发展。

　　1980年9月20日，束鹿县政府决定恢复开放辛集镇皮毛市场。1984年6月，束鹿县政府举办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首届皮毛物资交流大会，吸引了大批客商。1986年，辛集撤县改市。截至到2023年底，辛集市已成功举办三十届皮革博览会。

　　近年来，辛集市各大制革制衣企业以“辛集展团”的形象出征国内外各大知名展会，实现了由“中国皮都”向“世界皮都”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