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的一天，记者走进武汉纺织大学教授王柯的办公室时，王柯正在梳理电脑里命名为“楚学”的磁盘。研究楚服8年多，层层叠叠的电子文献几乎把磁盘填满。

　　王柯的楚服研究历程，围绕着一个“找”字。在先秦以来的简牍、诗歌、散文、研究材料等文献资料中，他一直痴心寻找楚国服饰的身影，探究楚服的文化密码。虽说遭遇到颇多艰辛，但他一直乐此不疲。

　　“文献+实物”研究才可靠

　　楚国位于长江中游，是两周时期的诸侯国，自周成王时期立国到被秦灭掉，楚国在历史上存在了800余年。

　　1982年，考古专家发掘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一批丝织物和刺绣完整地保存下来，包括绢、纱、罗、锦、绣、绦等战国时期大部分丝织品品种，许多织物是首次发现，被誉为“丝绸宝库”。它们的出土，证明楚国曾有过灿烂的服饰文化。

　　史学家常言“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泉之一”，而楚服就是先秦时期长江文明的重要体现。

　　王柯是“80后”，读博期间研究清朝服饰，得益于丰富的实物和史料，学术成果有不少。2013年，他来到湖北工作后，被以屈原为代表的楚人浪漫主义情怀所吸引，将楚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经过可行性分析和选题论证，他决定研究楚服。很快，他就遭遇了学术研究上的“滑铁卢”，最常发出的感叹是“太少了”。

　　2000多年前的墓葬，出土的服饰基本都是残片，除了马山一号墓，其他墓葬很少有如此大规模的服饰实物出土。即便被誉为“丝绸宝库”，马山一号墓中出土的服饰相关实物仅有数十件，综合其他相关材料，可使用的图像资料也不到200张。

　　要从数量有限的图像资料中参透楚服文化密码，王柯必须借助文献，但先秦时期楚国服饰的文献记载同样稀有。以礼仪服饰为例，在古代，服饰和礼制存在紧密联系，但作为诸侯国，楚国遗存下来的关于服饰的礼制类资料很少，要研究楚服礼制，只能从同时代的《周礼》中参考，或从《春秋》《左传》等史书中探寻。

　　可靠的文字记录也并不是无迹可寻，王柯的方法是从前人的研究中溯源——先找到学术文章中的参考文献，再从参考文献中追溯原文。很多时候，原文是古籍，图书馆或没有资料或因为珍贵而难以外借，王柯就只能四处联络，借阅线上古籍资源。

　　在文献中找到楚服的蛛丝马迹后，他再和出土实物印证，最终才能形成可信可靠的学术结论。

　　技术加持重现“冷门绝学”

　　受限于出土实物的数量和研究难度，近几年，王柯的学术成果不多，用学术论文衡量，一年2篇至3篇，在学界属于产出慢、成果少的学者。对此，王柯也比较豁达：“楚服研究急不来，发一篇就要有一篇的分量。”

　　2019年，王柯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与国别史专项项目《楚国服饰研究》获批立项，研究团队深感振奋。

　　“冷门绝学”是所有国家社科基金中，唯一一个不设研究年限的基金项目——参与学者可以一直研究下去，直到有满意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一特点也从侧面印证了楚服研究之难。

　　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尽头”的研究项目，除了对照服饰实物，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解密服饰密码，还有其他的研究方法吗？王柯的探索是：做实验，搞复原。

　　课题组研究生蔡虹对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绵袍感兴趣，研究古人在腋下缝制的布片——嵌片。这块布类长方形，连接了衣袖和衣身。蔡虹从嵌片的结构出发，先用设计常用的白坯布对楚服进行结构复原，通过增减嵌片的长短、变换嵌片角度，试验嵌片在衣袍中的作用。

　　为此，蔡虹做了4种设计方案，经过一年试验，认为嵌片一方面起到了增减调节腰线围度、提升穿着便利度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起到了稳定衣服形制的作用，有了嵌片，裁缝得以用有限的面料包裹人身。这意味着先秦时期，国人已经将立体造型的思路用于服装设计。

　　团队教授郭丰秋在课堂《楚文化与楚艺术》上，展示一件复原后的楚国礼服——浅黄绢凤鸟花卉绵袍，浪漫奇诡的“三头凤”纹样让学生们兴奋不已。今年暑期，王柯派遣研究生宋可欣前往中国丝绸博物馆学习进修，学习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不完整的楚服实物进行修复。数字复原技术的加持，又给楚服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

　　“学术成果是‘暂时的’，它们可能因为新的实物出土或文献发现而被证实或被推翻。”王柯说，作为高校教师，不仅要看到楚服研究的学术意义，更要让研究楚服不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学生们也能运用服饰结构、现代技术，亲手制版、试版，在实践中深入感受几千年前古人的造物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