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纺企经营困难重重 经济结构调整进行时

　　不经意间，呼唤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似乎真的来了。但引发并伴随着这种调整的，却是种种未预期到的痛苦。

　　浙江、江苏两省日前先后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5月，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有1.07万家亏损，亏损面达19.6%；江苏省上半年亏损企业达7132家(其中私营企业单位数3067家)，亏损面同比上升1.3%；企业亏损额为152.5亿元，同比上升56.5%。

　　江苏省亏损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化工、机械、建材、冶金、电子等行业；浙江则包括皮革、服装、化纤、印刷在内的轻纺行业，石化、电力、通信电子等也是亏损企业“聚集区”。

　　浙江工业增势回落更为抢眼。1月至5月，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全国3.1个百分点，增长率排在第25位；利润增长率比全国低6.8个百分点，排在第21位。

　　种种迹象显示，出口放缓、成本提升、融资困难等“内忧外患”，正使民营经济发达的江浙两省经济面临压力。浙江省经贸委在7月中旬公布的一份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中直言：“目前企业遇到的困难之多和压力之大，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最突出的。”

　　不过，针对坊间流传的“浙江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的说法，浙江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杰在7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否定。“浙江的中小企业的确面临困境，但所谓的大批倒闭，是把情况扩大化了，这种说法不准确。”这位发言人说。

　　沿海外向型企业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不满足于宏观数据，《财经》记者在7月中走访了浙江杭州、湖州、温州、义乌、绍兴等地多家企业，也提供了结构调整的一个微小剖面。

　　成本上升

　　在前述经济运行报告中，江浙两省经贸部门不约而同地认为，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融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增加了生产成本，影响了企业增利。

　　其中，江苏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继续上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虽有所上升，但远低于购进价格指数；上半年前者一直高于后者9%至10%。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同比上升26.8%，比利润增幅高9.3%。

　　《财经》记者了解到，“两头在外，高进低出”的浙江中小加工企业感受最强烈的，是从去年中以来，“进”的价格飙升，“出”的机会下降，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浙江恒鑫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裁戴顺华介绍，汶川大地震后，全国最大的染料生产企业龙盛、闰土两家公司在四川的生产基地受损，产量下降，染料价格在地震后一星期内翻了一倍。而在印染布料的生产中，染料占了15%左右。　　

　　浙江嘉兴市开盛时装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彭彦说，服装业的主要投入品面辅料和印染成本，在今年上涨了约10%。企业可以与客户协商争取提价，但余地很小，因经常涨价容易引起客户反感，损失订单。

　　《财经》记者走访的数家企业都表示，除了原材料成本，今年以来上涨最大的是劳动力成本，估计今年以来工资上涨了10%至15%。而由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隐性成本上升，更是中小企业反应最为激烈的。

　　温州制鞋企业红蜻蜓集团副总裁方宣平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有利于保护劳动者、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但它来得“太急、太早”，随后的配套措施还没有跟上。

　　企业员工也对新《劳动合同法》产生了一些误解。对企业员工来说，上各种保险需要承担个人付费部分，其直接效果却可能并不明显，特别是在目前社保没有完全作到跨省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方宣平算了一笔账，一位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每月1000多元，公司免费提供住宿，但需要花费伙食费200多元，加上其他开支，拿到手的工资已经不多，工人往往不愿再为社保付出100多元。

　　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大多为农民工，年轻女工比例很大。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迪对《财经》记者说，从生产角度看，这些行业季节性很强，订单来了需要加班加点。如果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支付加班费，企业的负担很大。

　　因此，许多企业采取员工自愿上保险的制度。从记者走访的几家企业来看，除了工伤险由大部分企业全额给员工缴费，其他险种上保险的人数不足一半。

　　浙江省统计局还称，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难”比较突出。